99公益日|专访金锦萍:反思是进阶的开端

当代公益微信 2020-09-09 10:42专家明星


99公益日开启第一天, 公众捐款超过了6亿元,仅30分钟内参与互动人次就达到了3600万次。


“今年应该是99公益日的反思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金锦萍对《社会创新家》说。


走过五年,进入第六个年份,99公益日给公益组织的发展和创新带来了什么?给公益行业及其生态带来了什么?给大众和社会意识带来了什么?同时,公益组织借助99公益日突破和打开了什么?公益行业的格局和价值观在99公益日的激荡之下又有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腾讯公益及99公益日又可以继续做怎样的进化?


反思,是进阶的开端。


为此,《社会创新家》专访了金锦萍。作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对99公益日保持着深度观察和审视。作为介入公益行业的学者,她既有犀利的洞见,亦有温情的善诱。




1
不能唯结果论,应该更重视过程



《社会创新家》:如何评价过去五年99公益日对整个公益生态的价值与意义?

金锦萍:99公益日是一次公益嘉年华。其价值不仅在于募捐数额,而是普及了人人可公益的理念,让捐赠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公益能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话题,99公益日功不可没。

99公益日促进了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组织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组织之间的募捐合作,这是一种生态构建。近两年腾讯也开始关注行业能力建设,但从整个公益生态来讲,我们不用对99公益日期待过高,它只是一次盛大的公益嘉年华。

《社会创新家》:最近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撰文写道:抓住99公益日这根“稻草”,所有“难以为继”的草根组织都有机会向死而生。你怎么看99公益日之于草根组织的价值?

金锦萍:我不建议公益机构将99公益日看作“救命稻草”,仅凭“稻草”是救不了命的。公益机构不能过度依赖99公益日,从而忽略机构的本心与初心。公益组织应积极寻找基金会或联合劝募机构合作,构建自己独特的发展战略与社群网络。

公益不能唯结果论,应该更重视过程。公益不仅仅是获得公益绩效,而是对价值观、美好品格的坚守。如果公益机构仅以获得配捐为主要目标,并为此不择手段,目的落空后恶语相向,这与公益背道而驰。

《社会创新家》:但是现在许多公益机构十分重视可量化的公益绩效。

金锦萍:这与近些年来公益功利化的趋势有关。在以前,公益的主流话语是赋能、赋权,强调价值观的改变。但近些年,公益出现很多量化的痕迹,强调募捐额、救助数量。量化具有一定优势,譬如矫正传统公益存在的各种问题,提高公益效率。

但量化只是手段,如果将量化当作目的,将悖离公益的初心。这种功利化趋势影响捐赠者、基金会在选择公益项目时,更倾向那些容易成功、量化得漂亮的项目,不利于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


2
公益马太效应不可避免



《社会创新家》:今年99公益日,你最关注哪个问题?

金锦萍:今年刚开始我有几个不太好的预测。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募捐300多亿元,极大透支了社会慈善资源。我比较关注今年99公益日的发动力会有多大,将有多少人参与,募捐数据是否会有所下降。

同时,我关注到慈善会系统和红会系统异军突起。在抗疫的300多亿资金里,有九成资金是通过慈善会、红会系统募集,其他慈善组织只占20多亿。在这次99公益日,慈善会和红会可能还会占据比较重要的角色。

今年应该是个反思年,对99公益日的反思会比较多。

《社会创新家》:你对99公益日有哪些反思?

金锦萍: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样的机构能在99公益日赢得捐赠。以往来看,传统的个人大病救助类、擅长讲故事的公益项目,获捐比较多。可见,慈善资源在99公益日中的配置,捐赠人并不是以社会需求、社会问题紧迫程度、公益机构优劣等维度为标准来捐赠。按照99公益日的分配规则,本身越有资源、能力的公益机构,越能赢得腾讯的慈善配捐。

如此一来,公益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互联网公益虽然具有很多优势,譬如支付便捷、踪迹可查、反馈及时、透明度高,但缺乏一个科学的、理想化的资源配置方式,社群构建也不足,这是互联网公益的死结。

其实腾讯已经看到这个趋势,所以推出了2个亿的鼓励扶持计划,算是在公平之外做的额外资源倾斜和补偿机制,对于今年受疫情影响的机构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这也需要促使公益机构好好反思自身可持续的资源从哪里来。

《社会创新家》:在国外,公众捐赠是善款的主要来源,但中国与国际差距巨大,99公益日对公众捐赠的提升有哪些推动?

金锦萍:99公益日作为一种公益活动,在公益传播、捐赠文化倡导上,有一定作用。但在慈善文化的培育方面,99公益日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式,还不确定。因为并不是所有公益项目都能在99公益日获得筹款。

那些面对特定的、具体的人群且有一定社群基础的公益项目,也许会从99公益日获得很多资金。但那些公益性更强、没有特定受益群体的公益项目,譬如惠泽所有人的环保、文化项目,反而通过99公益日获得公众筹款比较困难。

《社会创新家》:除了每年数亿资金,从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腾讯还可以做哪些创新?

金锦萍:99公益日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人人可公益,不是人人都捐赠,捐赠不是惟一的公益方式。做公益归根到底是用合适的人提供合适的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金钱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不要简单把公益金钱化。

但不能由此批评99公益日,毕竟腾讯无法包办所有事情。问题是,除了腾讯,为什么没有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搭建一些捐赠之外的其他募集平台。譬如专门募集志愿服务的平台。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


3
对规则的理解是对价值观的敬畏



《社会创新家》:99公益日的规则每年都会调整,一些声音认为规则复杂且多变,参与成本高,你怎么看?

金锦萍:规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规则只是想让99公益日更加公平。既然99公益日是一场公益嘉年华,公益组织了解游戏规就很必要。如果你对规则尚且缺乏耐心,怎么可能服务好受益对象?规则本身是有价值观的,对规则的理解恰恰是对价值观的敬畏。假如反对某个规则,依据应当是考察规则是否违背价值观,而不是因为规则不够简单或让自己感到不舒服而反对。

但制定规则,这个行为本身也要遵循一定规则。规则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要有保障。规则可以改变,但一些主要条款最好不要修改,否则会影响公益组织的预期,拉高机构理解并接受规则的成本。规则可以针对问题做必要的修改,但绝不是任性的修改。没有完美的规则。制定规则是不断打补丁的过程,针对存在的漏洞,可以抓大放小,并提供异议、举报等填补漏洞的渠道。

《社会创新家》:地方慈善会力从去年开始在99公益日表现突出,去年占据筹款榜的一半席位,由此引发热议,你怎么看这种转变?

金锦萍:这个转变说明,仅从募捐技术上来讲,慈善组织想要提升是比较容易的。看待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套用官民对立的思维,不能根据身份来定是非,而应思考为何对方可以募捐更多。如果是通过行政命令,违反慈善捐赠的自愿原则,这需要纠正。如果对方的确擅长做社会动员,民间公益机构需要向他们学习。

从慈善会的突出表现来讲,我们需要反思:真正的捐赠群体究竟在哪里?在县市以下,如果都是红会和慈善会,说明这个位阶的社会组织没有真正培育起来。但基金会主要是国家登记和省级登记,真正往下沉的机构不多。从分级管理体制来看,以后慈善组织登记,是否要下沉位阶,真正做到社区化,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另外,县市以下的红会和慈善会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可能催生出很多社会服务机构。我们应该关注他们如何使用善款,心态要开放一些。


4
公益捐赠都是一次理性voting



《社会创新家》:近两年,99公益日较多讨论理性公益,你怎么理解理性公益?建设理性公益生态系统,需要哪些相关方的共同努力?

金锦萍:理性公益不是去除情感,而是为了公益可持续发展,倡导公众不要盲目做公益,要量力而行。理性的背后是科学,人们需要思考做公益的目的。做公益不仅是情感上被触动,每一次公益捐赠都是一次理性voting(投票),代表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与行动。捐赠者需要慎重对待自己的voting。理性公益倡导人们做负责任的、有权利意识的捐赠人,积极行使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

理性公益意味着公益要做到根子上,找到根本原因,解决根本问题。做公益是正己助人,是用你的灵魂碰撞另外一个灵魂,激发对方的潜力和价值观。做公益不是给予简单的资助,这反而会导致受益者变得更加堕落。滥行布施比吝啬更为罪恶。

《社会创新家》:走过五年,面向未来五年,99公益日还有哪些可以进化的地方?还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

金锦萍:虽然我一直认为不要对99公益日期望太高,但的确能力越大,责任越大。99公益日目前具备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所以我们不免对它有更多的期待。希望它引领更加科学理性的公益理念。譬如慈善不仅是金钱,应该优化慈善资源配置,让真正优秀的慈善组织获得更多资源支持。

99公益日应引导、培养有责任心的公募组织。善款不仅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这些公募组织不仅提供募捐平台,也是募捐的组织者、资金的管理者、信息的公开者、资源的对接者,需要合力多做一些创新的事。

腾讯公益已经具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它无法再用私人企业的身份来为自己做抗辩。腾讯可以制定更完善的制度,譬如监管、信息公开等,引导各家慈善组织尽到应有的责任。

《社会创新家》:作为学者,你对公益行业未来在筹款、公众认可度等问题上,持一个什么样的预判?

金锦萍:中国公众从来不缺乏爱心,问题是我们要理解阻止他们爱心的障碍在哪里。目前来看,疫情透支了公众的公益热情,伴随经济下行,整体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这次99公益日是个试金石,可以检测出有多少慈善组织具备完备的线下社群基础。假如募捐数据稳定,不降反升,这就是公益组织的成功。于腾讯而言,募捐数据越好越成功,而对慈善组织而言,成功在于它离开99公益日后还能活得很好。

至于慈善行业与公众的关系,假如行业一如既往只将公众视作捐赠者,隔阂会越来越大。公众不具备公益常识,正是因为他们参与不够,与公益的连接非常薄弱。公益组织应该将与捐赠人的合同关系,扭转为伙伴关系。当公众身处公益之中,公益常识自然就懂了,进而发展出与公益组织彼此成全的关系。

撰文:浮琪琪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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