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她寻找那些正在改变世界的普通人

当代公益微信 2020-10-10 10:57环境

本文授权转载自:世界说

编者按

2020年,新冠疫情和国际局势让许多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和孤独。在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长期自我隔离、希望和信任几近干涸的当下,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期盼,期盼来自四面八方的涓涓细流在某个时刻汇成江河。

林红希望,自己在做的事情,能成为一个新的出口。


36岁那年,林红决定离开学习和工作了18载的计算机科学和互联网领域,扎进“公益圈”。

她做的并非传统意义上泡在一线的乡村教育、保护水源这样的公益项目,也非更多人熟知的捐钱捐物的“慈善”。理解她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的人,并不太多。


【一】散落



2009年,林红在北京进入了微软亚洲工程院的“中国创新组”,那时的她已经是微软高级项目经理。而在遥远的甘肃,另一个人正在经历人生的灰暗时刻。

那是一个外表精干的甘肃小伙,名叫马俊河,他的家乡民勤县位于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夹缝中,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沙尘暴起源区之一,也是战略性的生态屏障地带。

2009年是他和另一名志愿者牵头成立“拯救民勤”志愿者组织的第三年,迫切想要做更多事情的他,辞掉了兰州的医药销售工作,回到民勤,发誓要从荒漠化手中抢救自己的家乡


● 民勤县位于两大沙漠之间 / “梭梭农庄”

面对黄沙,他能找到的最好办法就是种下尽可能多的梭梭苗。这种多年生落叶小乔木耐干旱和盐碱,可以防风固沙,被称作西北治沙的“先锋树种”。但那年的春天,“拯救民勤”连3000元也未能筹到。此前攒下的积蓄也已所剩无几。

他没钱买树苗、没招募到足够志愿者,也不被乡亲们理解。春日不等人,能够种植梭梭的时间,一年只有那么几十天,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马俊河一次次奔进沙漠——他到底要如何拯救自己的家乡?

也是2009年,在广西,北京姑娘璐瑶在贫困县田阳开始了支教生涯。

动身前她刚刚在英国完成了金融、管理两个硕士学位。在支教的第一堂课上,问起孩子们对未来的畅想,孩子给出的回答大多是像爷爷奶奶一样种地,或像爸爸妈妈一样去广东打工,那之外的第三种可能似乎并不存在。这对璐瑶触动很大,她鼓起勇气告诉指导她的本地老师:“我想发起一个助学项目,带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没人阻止她,但也没人认为她会成功。没有资金来源,她先用自己的薪水支撑起了这个名叫“巴别梦想家”的小小项目。在当地没有社会关系,她就先从愿意让她试试看的地方开始做。她是项目的主要资方、管理者和当时唯一的员工,平日勤奋工作,假期奔赴广西。

没人知道这能持续多久,璐瑶自己也不知道。她只是以她的时间和精力的双倍消耗为代价,将这个项目暂时运转了起来。

远在北京的林红尚不知道这一切。对比起来,她的烦恼显得“正常”得多:在电子平板产品还未普及的2009年,她的项目组想做一款可以用于存储课程录像和书籍资料的“电子书包”,解决中国不发达地区的教育问题,从而获取市场。

设想很美好,“中国学生只要带着那块平板去上学就可以”,问题在于定价:技术精英们震惊地发现,对于微软来说已经没有利润空间的价格,依然相当于他们目标客户家庭一年的收入。此外,电子书包非常缺乏内容,也并不符合受众需求。

林红,一个外人眼中的标准“学霸”,却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感到了无措。她从小出身优渥,在九十年代的北京,在北大上了一学期课就出了国,在瑞士、美国名校就读计算机本科和硕士,25岁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硅谷圈”。

那个时候,对她来说,“中国”就是“北京”的同义词。


【二】惊醒

2009年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林红在上司面前崩溃地哭了。团队这么努力,却并没有做出站得住脚的产品。老板诧异地问她,是对薪资水平不满意,还是对升职速度有异议。她哑口无言。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一次闲逛,在北京大学一个书摊上,林红顺手翻开一本叫做《如何改变世界》的书。

答案来得猝不及防。

世界原来可以通过如此多种多样的方式被改变:一位印度女性大学讲师创立24小时紧急救援热线,为百万失散儿童寻亲服务;一位巴西农机系毕业生,用了20年时间探索技术革新,为2.5万个低收入家庭供电;英国护士南丁格尔深入战区研究护理学,打破偏见和陈规,将英国军队医院的死亡率从43%降到2%,也促成英国医疗系统改革。

这些创新者针对社会问题进行的探索,经过长期不懈的试错和迭代,最终为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变。

书中写道,“事实上,我们能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改变世界。” 在迷茫中困守的林红,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口。


 林红 / 受访者供图


改变的契机也随之而来。那时,南都公益基金会正在招聘,想着《如何改变世界》中描绘的景象,林红从微软辞职,成为南都基金会的项目总监。

在当时,中国大部分基金会走的都是“项目制”或支持机构的模式,而国内成熟的公益机构和项目都还很少。众多公益人尚处在摸索阶段,不但无法给出“三年后我的项目会是什么样子”的预期,就连当前项目运营模式也难以清晰解析。

而这些尚未摆脱茫然无措状态的先行者,往往就是最需要支持和帮助的那些人。结合《如何改变世界》中支持先行者本人的模式,基金会开启了一个支持“人”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林红成为负责人。

尽管此前管理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林红还是在第一步就犯了难:当时,中国几乎没有机构在做类似实践,没有本土经验可参考。她有一些模糊的感觉,却无法清晰界定——她需要支持的是什么样的人?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否符合标准?怎样做才是对的?

但她明确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将电子工具交给农村孩子,却不教他们使用网络课程,那是不对的;通过给留守儿童播放父母打工的视频,让孩子、家长在连线中哭成一片,说自己是解决了问题,那是不对的;游戏开发商做个时间限制小补丁,就得意洋洋宣称“科技向善”,那是不对的......

一厢情愿的好意不代表能真正解决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是空中楼阁地利用科技,也不应该是向某个匮乏地区粗暴地“砸”资源。

为了寻找答案并找到“对”的人,林红和团队开始频繁出差,去触摸北京之外的中国。


 2018年,林红和伙伴丫丫在柴窝堡附近的山里埋放的红外相机中看到了雪豹的身影 / 受访者供图





【三】相识

2011年,林红和同事在甘肃民勤一片新生的梭梭地里认识了马俊河。

那时,马俊河和他的梭梭似乎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10年开始,马俊河决心对治沙事业进行专业化管理,另一面也更加致力于寻求社会支持。

他展示民勤治沙成果的图文和视频,逐渐出现在一些媒体版面上,这个将自己的人生与家乡土地相连的小伙子渐渐有了些名气,他的梭梭事业也获得了不少外部支持与肯定。

但这些名气和社会支持,在民勤面对的严峻威胁面前依然杯水车薪。林红和团队意识到,面前这个皮肤黝黑的西北小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那是马俊河全职治沙的第六年,他和志愿者们种下的千余亩梭梭正绽出新绿。


 沙漠中的梭梭 / “梭梭农庄”

更重要的是,马俊河很清楚,治沙不可能只靠小部分有意识的人、靠机械地种梭梭。如果有更多试错空间,他想探索更绿色、科学的方式,帮助父老乡亲脱贫致富,让更多人愿意留下守护家园,而不是一代代人逃离。

2018年,被林红和她的同事“找到”的时候,璐瑶还在奋力地为梦想家奔走呼喊。

那是璐瑶彻底辞去上海上市公司工作、全心投入“巴别梦想家”的第四年,是她陪伴当地乡村孩子走过的第九年。但在当时,梦想家还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和认可,在资金、人员和项目上都还有很大困难。

九年来,璐瑶通过建立“成长共同体”,对一群未离开过家乡,平时很少见到父母,情感和信息都极为封闭的孩子们进行全心的陪伴。璐瑶自己也不停地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活动不停升级迭代。

虽然收获了孩子们的信任和成长,璐瑶却在众多机构资助人面前频频碰壁:她只有一个人,她的参与式工作坊方案再怎么成熟、优秀,一年时间能够新增加的“服务对象”也只有十多人。单从增量数字上来看,九年下来她只服务了八十多个孩子——那太慢了,规模化何在?效率何在?


 璐瑶与梦想家的孩子们共同讨论机构未来愿景 / 摄影 王身敦

林红和团队笃定璐瑶正是那个对的人。在一个越来越追求“短平快”、追求规模化影响力的时代里,她的“慢”并不是因为不够努力和不够聪明。

在林红看来,社会领域中的“规模化”,远不是公众熟悉的商业范式中的模样:商业中的规模化可以通过钱,即资本的转移、业务的铺开来实现;但在社会领域,真正实现规模化更多需要依靠的是“社会资本”的创造,即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信任和互惠。

因为涉及人的意识和社会规范的变迁,这个过程更慢、更需要耐心,社会创业家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抵达和连接人心,带来真实、深刻的改变,“不会因为你没有跑赢一条赛道,就化为乌有。”

林红坚定地要支持更多这样的人。在当时的状况下,其中最基础的,是给予每人连续三年每年10万块钱的资助。这笔资金让一些创业家在一段时间内不会为生计所困,让他们中的一些人获取父母的认可、能够宽慰家人,或是去尝试一些看起来极具“冒险精神”的实践,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后来,大家逐渐发现,钱之外的挑战还有很多,正因为社会创业的“慢”,散落四处各自为战的创业家常会经历孤独、漫长的旅程,有时也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

随着社会的进步,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让这些社会创业者的视野格局增大,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改变,更系统地看到问题的关键,与相关方共同去解决问题,去寻找平衡点。

林红希望能把这些人以某种方式连接在一起。2015年,“银杏计划”从原本的组织架构中独立出来,成为“银杏基金会”,探索一条新的路径——建立社会创新者的社群。

个人英雄主义很难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银子弹”。林红说,“因为社会问题很复杂,不是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 在新的探索下,每一年,这些被称作“银杏伙伴”的社会创业家都会相聚一到两次,互相交流、建立联系,贡献社会问题整体和系统视角中自己的那一部分。


【四】相聚

2019年,民勤志愿者协会接收的志愿者人数突破了一万人大关。更重要的是,在马俊河和伙伴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本地老乡也纷纷加入种梭梭、保卫家乡的队伍中。

马俊河发起的农业合作社与132户农民签订了包销协议,授权网店27家,累计销售农产品2483.7万元。种植梭梭之余,他本人也变身“种梭梭的马哥”,带领乡亲们利用电商直播带货。沙漠里种出的蜜瓜、西红柿、小米、肉苁蓉……和它们背后的故事,通过直播摄像头和麦克风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

在广西,“巴别梦想家”项目迎来了自己的十周年,多年的陪伴和积累正悄悄裂变。

近几年开始把适龄孩子送出大山、送进大学的璐瑶,第一次在田阳县的凉茶铺里迎回了一个孩子。那是璐瑶十年前第一批陪伴的苏光富,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定回到群山环绕的家乡、回到“巴别梦想家”,成为璐瑶外的第二名全职员工。

其他大学在读的孩子,也自愿在繁忙的学业中成为项目的主力,并在寒暑假纷纷回到家乡,一起担起从前璐瑶一个人支撑的“使命”,主导陪伴、服务超过10000名境遇相似的孩子。更多的人看到变化的发生,梦想家的项目得以被带到了百色市,服务对象也从学生拓展到年轻乡村教师。


 2009年刚加入的苏光富与现在的苏光富 / “巴别梦想家”

而在银杏伙伴社群的建设下,通过单笔小额资金支持、营造合作场域、鼓励和培育社会创业家们的合作文化,更多伙伴间的火花碰撞和协同合作也正在发生。

从前是记者、做打工子弟教育的欧阳艳琴,与服务女工的齐丽霞,合作开启了“女工故事博物馆”,鼓励和支持女工和他们的孩子写自己的故事,通过写作中表达自我,向社会发声,促成交流与理解。

布依族的韦祥龙和藏族的更确木兰两位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创业者,则合作举办了“藏地之花”堆绣技艺培训,在教授藏区牧民这一中国传统手艺,在尝试为少数民族地区创造新的经济点的同时,也探索着传统文化的传承。


● 韦祥龙在布依族村寨做田野调查,询问织锦图案的象征意义和工艺特点 / 摄影 王身敦


分别处于环保、儿童阅读、罕见病这些不同领域的张伯驹、梁海光、王奕鸥则在各自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共同探索了突破筹款壁垒的方法,并把经验集结成文字免费分享给了大家。

当新冠疫情来袭,已建立起信任关系的二十多位社会创业家,在专注人道主义救援的郝南和另一位银杏伙伴陈丹的号召下,迅速反应与集结,各司其职、齐心协作,从全国各地为当时湖北还在等待床位的重症患者购买和输送他们亟需的制氧机。最终在不到20天的时间内,自行和带动其他企业、个人向湖北输送了约3000台制氧机。

说到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合作,林红总是十分激动和振奋。她眼前仿佛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在一条昏暗、看不见路的路上,行人不多,一开始影影绰绰看不真切,但当有几个人先成功点亮了微弱的灯,更多同行者看到了彼此,能够你扶一把我、我提醒你一下你,继续走下去,继续去点亮更多的灯。

“原来老有人问我为什么做‘梦想家’,我经常这么说,有些事情我看到了,我没法装作没看见,我骗不了自己。我觉得银杏也是这样一群人。”璐瑶说。

“虽然大家有不同的领域、价值、不同做事的选择和策略,但是(他们让我看到)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人是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让我知道不是只有我自己。”

别人遭受痛苦,不愿袖手旁观。别人失去机会,不能漠然视之。她从多年埋头苦干中抬起头,看到在全国的各个角落,有一群和她差不多的人,正在为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不断探索、努力。(责编/张希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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